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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排除万难我们结婚啦

2019/9/12 19:17:57

1977,排除万难我们结婚啦

结婚照必须扎上扫帚辫

 

“司令要结婚了!”这是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大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原本便是古老的传统。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却有许许多多的清规戒律,弄得你娶也没法娶,嫁也无法嫁。

 

结婚的前奏曲之一是拍结婚照。如今拍结婚照的排场可是海了去:摄影棚、公园、江堤、海边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租架直升机玩个“空降兵”或借艘游艇弄个“水上飞”的,但见对对新人搔首弄姿男欢女爱,姿势想怎么摆就怎么摆,无人干涉。可我们那个时候不行,动辄便挨上了“高压线”的边。

 

已是一九七七年的夏末,“文革”的雷声虽然逐渐远去,但余威犹在。我们找的是杨浦著名的红光照相馆。妻子在好友姚桂仙陪伴下去了理发店做了一回吹风,当时的理发店还不敢越雷池半步开设烫发染发等业务,只能象征性地在爱美爱漂亮的女孩头发上做一些虚拟的花哨动作。便是如此也行不通,红光照相馆的摄影师一见便连连摇头,说,这种资产阶级的发型是不可以拍结婚照的!只得在他的开导、诱导加上帮助下,作了一番无产阶级化的处理:找来两根橡皮筋将头发扎成了两把扫帚短辫,方才可以坐上摄影机前的板凳,很历史地留下了我们的结婚照。

 

新娘扎扫帚辫的结婚照

 

犹记得当时很搞笑的一幕:一对年轻男女来红光取照片,是他们自己用照相机在公园里的留影,忽然被照相馆扣下了,店员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们拍了一些黄色照片——女孩倚在一棵弯弯曲曲的树桩上摆出各类姿势,绝对是“四旧”绝对是思想不健康绝对不那么革命化!争吵的结果,照相馆工作人员一个电话打去了公安派出所,于是这对男女便被请进去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再教育了。不是杜撰,不是虚构,这是笔者亲眼目睹之当年怪现状。

 

我相信,在红光照相馆的遭遇肯定不是只此一家。

 

男女相加55岁才能结婚

 

再来说说结婚证。结婚要开结婚证,开结婚证之前须得由厂子里开结婚证明。行,这一条便是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当时女十八男二十的“婚姻法”已经被砸烂了,这就得按没有法律条文的上海地方法规办:档次一下子升级了,男30,女25,男女的年龄相加必须达到55周岁以上才可以开结婚证明。这一棍子下来,我和女友的年龄不到位没达标:我青春28,她芳龄26,相加的结果恰恰少了一岁!这一岁偏偏少在了男方我的头上。缺了这一张盖有厂革委会图章的纸片还硬是路路不通——凭结婚证明,方可去民政部门开结婚证书,方可去商店购买五斗橱夜壶箱方桌马桶大中小一套浴盆等物事,方可去木柴商店购买打家俱的木头木板方子等等。

 

没办法,只能脚头勤快地往厂工会办公室多跑几趟。虽然和工会打过一些交道,但与负责此类事情的那位女士偏偏不熟,记得好像姓余,四十多岁。好在我这个人的脸皮有时候会像砖头一般厚,再加上一来二去倒也把夹生饭煮熟了,便趁机求她开开恩,放我一码,故意搞七捻三地讲虚岁实岁啥人搞得清爽啦,连我自己有时也搞不清。起初,她的脸有点像“智取威虎山”中“防冷涂的蜡”,百毒不侵,一本三正经地说这是上海市革委会的规定,不好瞎来的,违反规定吃勿消的,会吃家什的。后来见我是“三好学生”——态度好,说话好,腔调好(不过话得说回来了,我有求于她,能不“三好”“五好”吗?),她终于有一回和颜悦色地问了我一句:听说你蛮会写文章的,是吗?我老老实实回答说,马马虎虎吧。她立即给了我一个大白眼,说,嘎谦虚做啥啦,工会里的人都是这样讲侬的!我无言,只能点头答应。她笑了,说,那么请你帮我写几封信,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啰?我不明所以,只好胡乱点头。这一来,她就抓了我的差,转身拉开抽屉,取出一叠信往我面前一放,说这些群众来信也有一段辰光了,总没人给他们回信,你这个秀才就帮帮忙吧。

 

我抽出信纸,一一打开,这才知道是一些在“文革”之前或支内或回乡挑重担的原厂里职工寄来的诉苦求援信,说乡下条件的艰苦,说经济生活上的窘困,要求厂领导的关心和补助。大概是很久没有收到明确答复,最后的一封信开始有了一些造反派的脾气,说是再收不到回信的话,他们就将杀回上海杀到厂里来造反了!

 

余女士向我布置了回信的几大原则:文字上一定要客气,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一定要劝他们安心工作,扎根农村或三线!同时告诉他们,厂子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大灵光,但还是决定给他们每个人补助拾块钱(这可能是当年补助的极限了,补助叁块伍块的不在少数)。最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要回上海,更不能到厂里来,在当地“抓革命,促生产”,组织上会继续关心他们这些为国家挑重担同志的。

 

也许是我的回信起了一定性的效果,也许是那补助的拾块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之,他们很快就来信了,十分感谢党,感谢厂领导。

 

​好不容易拿到的结婚证

 

余女士大为高兴,高兴之余于是为我开出了证明盖上了大印,说,你帮助了工会工作,决定对你照顾一下,反正只提前了不多的几个月时间——我算过了你那没到点的一岁,其实就五六个月的辰光,也算不上什么大犯规……不过,你不可以对外面人讲,懂吗?

 

我当然懂,绝对拎得清。拿到了证明一个转身便成了“拔脚花狸猫”,溜之乎也。

 

为“36只脚”而奋斗

 

接下来,便开始了杂乱无章投五投六像没头苍蝇似的一番结婚准备。

 

我们去了保定路舟山路的木柴商店,其实那里已经不是商店店铺,而成了一条街,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凭结婚证明加户口簿购买打家具用的木头三夹板纤维板。记得“文革”以前此处是保定路棺材铺,印象中我还在店门口看过那些一排排没来得及上漆的黄澄澄本色的木坯子棺材,那时年少,有些吓佬佬,没敢迈进门去。“文革”一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棺材铺在劫难逃,便改为了木柴商店,之后生意兴隆,便扩展到马路上去了。记得那一天,父亲也兴致勃勃地赶去了,说是给我们当当参谋。

 

凭票买来的三五牌台钟,保存至今,仍在哒哒走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当年时兴的是“36只脚”——卧床、大衣柜、五斗橱、床头柜、四方台和四把椅子的脚统统加在一起的总数;“四大件”——要名牌的: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三五牌台钟。购置齐全,结婚的硬件才算搞定。“四大件”理所当然地全部凭票供应。

 

依稀记得,缝纫机票是女友单位班组里让给她的,手表票好像来自朋友姜丕基,三五牌台钟票是丈人阿爸给的。自行车票,记不清了,只知道自行车三厂《凤凰报》编辑叶培本给过我一张18寸男式自行车票的,不过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

 

跛了一只脚的缝纫机一直没舍得扔

 

说来有趣,而今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停摆的上海牌手表深藏柜子里不见天日,缝纫机跛了一只脚靠边歇着去了,唯有三五牌台钟依然很雄威地在哒哒哒走动。不仅如此,发票犹存,购买店是上海南京东路132号友联钟表商店,日期为1977年3月12日,同时还有一张出品单位上海中国钟厂的使用说明书,上书两行字:

 

钟能歪斜走  针可倒顺拨

 

在没有广告语的当年,这朴实无华的十个字是不是很牛?真可谓奇妙无比!

 

放弃煤卫一调二

 

“36只脚”、“四大件”的置办虽然很难,但还不算顶顶难,难上加难的极品,完全和今天一个样——房子是婚姻的必需品,结婚必须要有房子啊!

 

物资匮乏的年代,最缺少的物资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房子。而“文化大革命”10年只造房150万平米,更是雪上加霜。君不见,三代同室四代同屋屡见不鲜,不少人家床铺向空中发展发展再发展,同一个人把大好头颅放进桌底、双脚伸进床肚睡觉也不算是天方夜谭的稀罕物事。

 

我们的结婚时代,有几个经典镜头可视为绝妙的注解:一是大街上马路边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房屋交换”的纸头,什么放弃地段小调大,什么求面积放弃煤卫等等不一而足;二是公共聚集场所,每到华灯初上,便是调房大军出动之时,人头攒动,如沪东工人文化宫和控江电影院门口;三是由组织出面,常常是按系统举办的,如轻工局冶金局纺织局、杨浦房地局、某某街道等等,出一张广而告之的通知在周日下午借某某学校举行调房会,欢迎市民参加云云,颇有今日房展会婚博会之声势。不用说,我自是跻身其中不亦乐乎,但收效甚微。

 

那时我家依旧住在工人新村五十年代分配的一居室,使用面积大约是13点9平方便出来米,父母弟妹六口人。即使采用当年流行的以布帘隔开或以大橱家具阻断的方式都无法奏效,因为面积太小根本就让你无从下手,连“螺蛳壳里做道场”都无法施展手脚。这一来只剩下了自古华山一条道:调房。

 

在一个晚上,我下决心复写了几十份“放弃煤卫一调二”的调房启事,拎上浆糊桶,跳上浑身都响就是铃不响的老坦克自行车,顶着夜色出发了。一边沿着马路数着电线木头大贴特贴“放弃煤卫,诚意调房”的纸头,一边很阿Q地在心里一遍遍念念有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过了不太久,我调转枪头来到了调房的第二战线——一放下晚饭饭碗,便前往住家附近的控江文化馆大门口报到,仿佛有个大美女在招魂一般。天天都有自发的三五成堆调房的人在那儿吹响集结号,说来也怪,我竟然在那儿遇见了厂部保卫科的科长,他也是常客,是为了无婚房的儿子在操心,意欲将一套两室户的住房一拆为二,老夫妻小夫妻各住一间,这似乎不难,难的是他的附加要求:必须在同一小区相距不远,这样既可以“鸡犬之声相闻”地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又可以免除老女人小女人的婆媳矛盾。看着夜色遮不断在人群中出没的他那佝偻的背影,心态蓦起变化,原来厂级干部和小八腊子工人居然十分荒诞地站立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调房,调房!

 

第三种调房方式是在老百姓以上两种自发的方式出来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大概有关部门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从不作为到有所作为,开始关心群众的疾苦了吧。这就是调房会。参加调房会则是轰轰隆隆的另一番景象。人山人海,举牌子的有之,墙上挂纸头的有之,更夺人眼球的是糊一高帽戴在头上,上书调房要求,其时其景美不胜收。你必须带上笔和簿子,在摩肩接踵的人堆里挤来挤去记下各类调房信息。后来渐渐发展到了有些头子活络想扒分的朋友油印起了调房大全,一毛钱两毛钱一本,却也生意兴隆。

 

有一个时间段,每天均能收到调房人的来信,算是对我贴在电线杆上小广告的良好回应。也曾看过不少的房子。或许是在工人新村住久了,早已忘了弄堂房子的结构。因而去过让你大跌眼镜从没见识过的弄堂房子三层阁,那楼梯且不言又小又窄,一脚踩上去,不但吱吱嘎嘎作响,甚至摇晃不已!就是这等恐怖模样。你说可怕不可怕?

 

那些日子,我和女友的足迹几乎走遍了杨浦虹口静安黄浦,甚至到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浦东,什么居家桥沪东造船厂工房,什么十八间农民伯伯的宅基地草棚棚,现实很无奈地向我坦露出了一张惨白的脸,终究一事无成。

 

婚房的福音来了

 

在我焦头烂额调房无着的时候,福音来了!捎来福音的是母亲。

 

儿子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母亲的眼中。有一天,她忽然说,她厂里的同事“长白一村阿姨”介绍一间独立的私房,在引翔港,十来平方米,仅售400元人民币,便宜啊!的确便宜,莫说当下,在当时也是极为便宜。我和女友及厂里同事王来法三人一起去了实地看房。屋子里空荡荡无一物,地是烂泥地,地面到屋顶蛮高的,屋上有瓦,独立一屋,左右与邻屋相距不过尺把宽,门向东开,门前有路,窄窄的小小的。屋后有窗,窗外即是马路,双阳路。应该说,对无房户而言,够可以的了。但不可以的是,大为不争气的是,鄙人月薪36元,口袋里穷到布贴布,400元的价码实在大大超出了本人结婚的预算,买不起!

 

也许是我的愁眉不展跌进了母亲的眼帘,也许是我的长吁短叹溅起了母亲的心浪,她看了看我,一句话也无,转过身,悄悄出去了。后来才知道,她自此便拿了我放在家里的调房纸头到外面去张贴。这一路贴过去,便贴到了双阳路长阳路弄堂口的公共卫生间门上——倒痰盂倒马桶的所在,也是每家每户每天必然光临之地。母亲从来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为了儿子,她终究得到了。

 

那一日,忽有传呼电话来。一个男性声音在电话中自称姓顾,住113弄××号前门,有意用面积换煤气卫生设备,希望我们抽空去看看他的房子。

 

我们去了。上下两层,底层十个平米,通过倚在墙边的楼梯爬上二楼,一间九个平米不到带有一扇小小窗户的房间呈现在眼前,板壁后面是后门人家,完全不隔音。门外是一整个弄堂公用的给水站——其实也就是两个自来水龙头加一大水泥平台而已。当然,房屋对面有一自己搭建的违章灶披间可供烧饭做菜之地。

 

马马虎虎只能这样将就了。双方很快便办了手续。我们稍微打扫以后,将楼下粉刷了一遍,准备作新房的楼上板壁用牛皮纸糊了一回又油漆了一遍,就像后来流行的墙纸一般,搬家了!

 

那时候的搬场公司还在娘肚里没生出来,搬家走的是朋党路线,搬家费用是几条牡丹牌上海牌香烟。但是为我们搬场开车的驾驶员的一句话却在我耳边回响至今:哎哟朋友,哪能像搬到旧社会来了!

 

那是1977年的早春,我们全家(除了已去江西万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弟弟)告别了工人新村,搬入了弄堂房子,直至6年以后因动迁重又搬回控江新村。

 

我终于可以结婚了!